提 要
本文论述了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的时间、地点，是在1942—1946年间的中国四川。这与他了解和认识《道藏》有密切关系。从培根的启迪，分析了李约瑟为什么如此重视《道藏》。进而考察了李约瑟怎样实现将四川成都省立石室中学的《道藏》(共1120册)，赠送给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过程。考证了石室中学图书馆的《道藏》，系何种版本。论述了《道藏》在李约瑟研究和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起的作用及意义。
一、“缘起”与《道藏》
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逝世，享年95岁(1900，12，9—1995，3，24)。他是为东西方科学交流搭桥的一位传奇式的学者。他是使全世界真实认识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位大师。他是为中国人民“雪中送炭”的真正朋友。
李约瑟于“不惑之年”，才由一位很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转而从头学习汉字。用他的话说，是“皈依”中华伟大的文明，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经半个世纪的努力，他完成了7卷34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尚未全部出版)，成为20世纪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杰出科学巨人。
1936年，李约瑟认识了到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的三位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他开始从中国留学生们那里了解到中国科学文化的传统，认识到“在世界另一边存在一个可与希腊和罗马媲美的伟大文明”。应该说这几位留学生是李约瑟的“启蒙先生”。特别是鲁桂珍博士，几十年来协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2年至1946年，李约瑟来到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四川重庆，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一文中写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支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2］王铃协助李约瑟执笔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1卷、第2卷，还有第5卷。给予了李约瑟很大帮助。
火药最早记载于《道藏》中的《真元妙道要略》一书中。李约瑟在四川的4年中，具体地了解了道教，并千方百计寻找《道藏》这一古典文献。道教发源地在四川鹤鸣山，即青城后山，相传道教创立者张陵在鹤鸣山修道、传道。《道藏》是道教各种著作的汇编，称得上道教的“百科全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
“当我访问四川其他地方时，也得到同样的帮助。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在楼观台住持曾永寿指导下，我得以看到活生生的传统道教；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已故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教各方面的教义。在成都还有许多值得钦佩的学者，如哲学家冯友兰，病理学家、解剖学及医学史家侯宝璋等等。
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武真寺，这是当时河南大学最后的疏散校址。河南大学利用一所很精美的旧道观作为它的一个校舍，这个道观坐落在一个黄土陡壁上，大致在支流汧河从北面流入渭河的地方，向南可以隔着渭河流域(中国文明的摇篮)看到秦岭山脉。我花了一个下午和李相杰教授一起考察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来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疏散使图书受到很大的损失。图书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的神像脚下，就像刚刚由汗流浃背的搬运工从扁担上卸下来似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李相杰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介绍说，在《道藏》中包含有4世纪以来的大量炼丹术著作，它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相杰对我所作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1］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李约瑟自己认为，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是在中国四川，结识了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学者王铃。发明火药的最早记载，是在《道藏》之中。李相杰教授给他介绍《道藏》中记载有“其它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内容，这番介绍，令李约瑟终身不能忘记。
